谁将成为三鹿的最后接盘者？一文不值的品牌、断裂的资金链、可能高达数十亿的债务和赔偿款，吓退了大部分潜在的“逐鹿人”。唯一公开承认仍留在谈判桌旁的三元，看上去也是身不由己，进退两难。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混不下去的三鹿，以死于非命的方式退出江湖，留下的债，将由整个乳品行业尤其是若干龙头企业一起偿还，因为对于今天的危局，它们同样难辞其咎。而大乱之后的国内乳业会否迎来大治，一切仍掩藏在灰幕之中看不分明。

    一线调查

    30亿巨额债务吓退众多“逐鹿人” 三鹿整体收购陷入僵局

    石家庄市区以西不远处的鹿泉市铜冶村，终于一改平日的冷清，村内公路旁一家奶粉加工厂，刚刚将大门翻修一新，大门上“鹿泉红旗乳业有限公司”的金属贴字明显也是新换的。只有高高的厂房屋顶“鹿泉三鹿”四个大字招牌还没来得及拆下，它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那家“声名显赫”的奶粉业巨头的领地。

    厂区收奶处外面，停着几辆冷藏罐卡车，卡车上装的是来自周边村镇的原奶，几个正排队等候的司机蜷缩在驾驶室里，盖着旧棉袄，看样子已经睡熟了。

    “为了避免周边奶农倒奶，机器就得运转，先把牛奶加工成奶粉再说。”厂里一位老员工非常无奈地说，“生产出的奶粉其实都封存到了库里。”

    这一天是11月17日，距三鹿“结石奶”事件全面曝光，已经有足足70个日日夜夜了。

    焦急的“三鹿人”

    三鹿刚出事那会儿，王世伟连续几晚睡不着觉。他是石家庄三鹿集团鹿泉三鹿乳业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鹿泉红旗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乳业）的经理。厂里生产出的奶粉突然间彻底断了销路，这么多人等着发工资，今后可怎么办？

    王世伟的奶粉加工厂雇佣的工人，基本都是铜冶村村民，而方圆数十里内奶农挤出的牛奶，也要靠这家工厂每天几十吨的牛奶加工能力来变成奶粉。

    为了解决奶粉的销路问题，王世伟通过各种关系，先后和小洋人、娃哈哈以及飞鹤等乳业同行取得联系。“一开始还算顺利，跟飞鹤达成了奶粉代工口头协议，但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他说。

    卢昌是三鹿集团派驻到红旗乳业的副经理，为了让工厂尽快转起来，解决奶农的倒奶问题，10月份，卢昌和三鹿其他几个厂的负责人一起去杭州娃哈哈考察，商讨合作事宜。最能解燃眉之急的合作方法是，红旗为娃哈哈供应大包奶粉作为其乳饮料的原料。可惜，双方最终并没有达成协议。

    后来他们也意识到，只有有人愿意全面接盘三鹿集团，他们厂里的奶粉才不用继续“囤积”下去，因为尽管厂子名称改了，但他们还是跟三鹿脱不了干系。

    类似这样正在饱受煎熬的原三鹿旗下奶粉加工厂，在河北各地随处可见。问题是，与三鹿收购谈判有关的各方当事人，一直对谈判进程讳莫如深。

    《中国经营报》记者曾走访石家庄国资委企业改组处，一位工作人员称，对于三鹿收购一事，石家庄国资委并没有参与其中，不了解任何情况。

    三元股份（600429行情,爱股,主力动向）有限公司董秘王钤则对记者表示，三元收购三鹿一事，目前正在商谈，最后结果不好预测。

    据本报得到的最新消息，日前三元已与三鹿达成基本协议，采用先托管、后收购的方式接手三鹿旗下7家工厂（详细报道见本期A26版）。

    据了解，石家庄市政府眼下最关心的是，不管收购谈判进展如何，三鹿旗下核心企业与联营企业，都要想尽办法，让工厂先运转起来。

    经销商大倒“苦水”

    位于石家庄和平西路的三鹿集团大院内，靠近和平西路的一面是行政办公楼，办公楼后面就是奶粉加工厂。如今，这个曾经异常繁忙的大院里，只是行政办公楼还有些人气，到中午吃饭时间，便有一些员工从办公楼出来骑自行车回家。

    “我们一直都在上班，每天学习，还没有开工。”一位三鹿员工一边赶路，一边向记者介绍情况。

    在大院门外，摆放着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三四个人，他们是三鹿员工，专门接待从全国各地来三鹿讨债的经销商。七八个操外地口音的中年人坐在大院铁栅栏外的花池边上抽烟，他们是三鹿山西的经销商。

    “我们今天上午到的石家庄，刚才已经进去对过一遍账了，账目都对，可就是不给钱。”一位经销商说，“三鹿把经销商都坑惨了，一直都拿不出具体的赔偿方案，我贷款1000万元用来周转，全部压在了奶粉上，一个月利息就是几十万元。”

    据他们说，新疆喀什的一位经销商经过长途跋涉后，到达石家庄后的唯一收获，就是把账目又对了一遍，来回花销2000多元，就这么空手回去了。

    “三鹿的摊子铺得太大了，全国除了台湾和西藏以外，每个角落都有经销商，三鹿总部恐怕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另一位经销商说。

    他们的感觉是，三鹿方面最近老拿收购一事当幌子，对某一家企业提出多少亿的价格，对另一家企业又开出多少亿的价格条件都高得离谱。

    “之前三鹿承诺先赔付给经销商的30％退货款也没有到账，压着我们的钱在做自己的事情。”上述经销商说，“三鹿现在冻结了一切支出款，看起来还是试图盘活资产，东山再起。”

    有分析人士认为，三鹿被外省企业瓜分，是当地政府不能接受的，因为三鹿的归属对石家庄乃至河北省意义非凡。

    官方资料显示，2007年河北省纳税50强名单中，三鹿集团纳税额3.35亿元，位列石家庄企业的第7名，排在三鹿前面的都是电力、烟草以及钢铁等资源垄断性企业。三鹿如果被外地企业分拆买走，当地政府首先要损失一年超过3亿元的税收，然后三鹿集团总部4000多员工可能面临失业，为三鹿旗下工厂供奶的6万多名河北奶农的生计，也将受到威胁。

    三元进驻三鹿

    11月17日，三元股份（600429.SH）第七次刊登并购事项进展公告称：因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并购重组事宜仍在商谈中，公司股票已申请停牌；目前，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并购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据来自三鹿集团的卢昌透露，到目前为止，只有三元的一批人进驻了三鹿总部，每天对账和审核资产，进行并购谈判，除此之外，没有听说其他厂家采取实质性行动。

    即使是三元，也只是停留在并购重组的前期调查阶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然，也有多种可能性会发生。

    “如果真要并购，三元也是要三鹿的优质资产。”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中美奶牛研究中心主任李胜利表示，企业只想获得三鹿的优质资产，还没有对三鹿的负债和赔偿提出解决方案。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三元股份并购三鹿，事实上由政府直接推动。在双方的谈判中，河北省政府和国家农业部一直参与其中。10月初，政府相关部门拟订了一份并购方案，提出先由三元集团收购三鹿，然后由三元股份向母公司三元集团定向增发，利用增发股份换取所收购的资产，再将这部分资产注入到三元股份。

    在这份方案中，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收购价格，即三元集团以7亿元收购三鹿。

    但是，由于奶粉召回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三鹿对受害者的赔偿金额仍是一个庞大的未知数，三元集团对三鹿的负债心存忌惮，因此整体股权收购遇阻。而河北省政府重点考虑的是，最快速解决河北数万奶农的原奶收购问题，并争取将三鹿的资产盘活。

    金融危机引发变数

    其实对于任何一家曾有意参与此次并购的企业来说，三鹿的大量负债和天价赔偿，都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深渊。

    根据三鹿的计算，召回的奶粉总量超过1000吨，涉及退赔金额约7亿元以上。现在的退款程序是：奶粉召回后，三鹿立即退款三成，其余的七成退款，也就是近5亿元，要在工厂开工后再退还给经销商。这5亿元的窟窿，显然要由整体接盘者负担。

    而据三鹿集团内部人士称，受此次事件影响，全国不下5万名受害婴幼儿家庭的赔偿，以及各地儿童到医院检查的费用，是一个弹性很大的黑洞。

    “现在粗略估算需要30亿元。”这位人士透露，“这还不是最终的数字，有的家庭要求赔偿10万元，有的可能要100万元。”

    “其实飞鹤一开始是最积极的，主动找到我们，要求每月为其生产奶粉600吨~900吨。”红旗乳业冷配站的李科长告诉记者，“但不知为什么，飞鹤的热情一下子没有了，很快中止了跟我们的合作。”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称，飞鹤和娃哈哈等企业退出竞购行列，可能与近期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关，他们自己的销售也不是很好，资金并不充裕，对市场前景判断也变得保守了。

    事实上，由政府直接推动参与并购的三元股份，与其他曾有意接盘者相比，是资金实力相对较弱的一家。三元股份2007年年报显示，当年年末其总资产为 11.02亿元，负债3.9亿元，主营收入11.02亿元，净利润为1365万元。而2006年年末，其总资产11.5亿元，负债3.3 亿元，净利润为1265万元。

    一家每年仅有1000多万元利润的地方性企业，要想吃掉三鹿这个曾经称雄国内奶粉市场的“大家伙”，资金和综合实力显然不足以支撑。业内人士估计，如果不是背后有政府部门在贷款融资方面的强力承诺，三元自己断断不敢贸然出手。

    30亿窟窿谁来填？

    尽管三鹿集团已经资不抵债，但河北省政府并没有选择挥泪大甩卖。

    “河北省政府不会、也不愿意进行公开拍卖。”据一位接近河北省政府的人士透露。他们仍然努力摸清有意参与收购企业的底线，以制定可行的并购方案。

    不过，连三鹿集团内部人士也承认，在政府对三鹿巨额债务和赔偿款如何解决明确表态之前，这是一个无底深渊，没有哪家企业愿意轻率地作实质性介入。

    这位人士称，很多地方的医院只给喝过三鹿奶粉的婴幼儿做免费检查，不少购买其他品牌奶粉的家长，都声称小孩喝的是“三鹿”，这部分费用最后由谁买单，至今尚无定论。

    “如果三鹿全部负责，相当于整个行业的债都由三鹿来背。”这位人士说。

    而曾流露竞购意向的数家企业，都希望三鹿能够先进行破产清算，将其债务问题理清后，再收购其中有价值的那部分资产。

    奶源和现成的奶粉加工能力，是三鹿在此次并购谈判中最主要的筹码。

    爱建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杨云帆认为，参与竞购的企业，要想最终有所斩获，必须要与政府达成谅解，包括三鹿集团第二大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内，所有企业都要与政府部门进行磋商，寻求对河北省政府、奶农、三鹿员工以及竞购企业均较为合理的折中解决方案。

    10 月中旬，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起，河北省国资委及石家庄市政府派人列席的有关座谈会上，伊利、三元、娃哈哈、完达山和飞鹤等至少五家应邀参加，但仅仅是因为受到了邀请而例行公事，对并购并无多大兴趣。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浙江贝因美等公开表示过对参与三鹿并购有浓厚兴趣的企业，反而未被邀请。

    “政府方面也在试探企业的底线。”一位分析人士称。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摸底后，政府方面都将掌握更多有关企业并购意向的信息，以争取占据主动地位。

    “三鹿资不抵债，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让接盘的企业一上来就干赔本的买卖是不可能的。”一位知情人士指出，“并购落实的最大障碍，就是三鹿可能超过30亿元的巨额债务和赔偿窟窿，最终由谁来填。”

    乳品版图重划 资本狙击躁动

    乳业二线品牌“造反”冲动

    三鹿并购谈判的进程及结果，影响的不仅仅是数千三鹿员工及数万河北奶农的生计，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触发中国1000多亿乳品市场版图的重新划分。

    在乳业一线品牌无一例外受到三鹿事件猛烈冲击的同时，相对受损轻微的部分二线品牌以及国外资本私下里摩拳擦掌，全力抢夺觊觎已久的市场份额。

    三元布局“前奏”

    受此次事件波及，三鹿集团第二大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在最近的公司财报中宣布，将其持有的43％的三鹿集团股份减值70％。

    “在中国的乳业市场上，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位熟悉恒天然的国内乳业观察家说。据他分析，恒天然之所以进行70％的减值，是因为在三鹿集团的总体价值中，无形资产占到了一大部分。

    “ 品牌价值大大高于企业的实质资产，甚至只注重品牌而不关心产品品质，这发生在关系到国民健康的乳品行业上，是不太正常的。”“这次危机的发生，将改变各大品牌只注重市场推广而忽视产品品质的不良做法。而三鹿的并购路径，终将引发产业格局的变革。”北京同源信商业咨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戴德尧认为。戴德尧是一位在中国已定居18年的新西兰乳业专家。

    戴德尧认为，此前娃哈哈关于有意并购三鹿并借此介入奶粉市场的声明，很好地说明了竞购三鹿对行业意味着什么。通过三鹿的并购，不仅意味着一个纵向整合行业的机会，即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而获取供应链的效率，而且还意味着一个横向整合的机会，也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和更好的市场覆盖率，将进行一轮争夺行业新霸主的战争。

    “这一切就是娃哈哈等企业正在考虑的。”戴分析说。

    如果三鹿被拥有资本和渠道推广实力的企业，尤其是雄心勃勃的民营企业收购，行业座次的洗牌不可避免。但如今唯一能坐在谈判桌旁的三元，会是这样一个“真命天子”吗？

    “ 如果三元如愿并购三鹿，它要想成为继蒙牛（2319.HK）、伊利（600887.SH）和光明（600597.SH）之后的第四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食品饮料研究员王鹏说。他认为，三元是一个城市型乳品企业，相比三鹿规模要小很多，要驾驭三鹿的全国性资产有一定难度。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三元看来正在为取得三鹿资产后的市场推广投下重注。在刚刚结束的央视2009年广告投标中，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1.32亿元中标央视2009年新闻联播后的广告时段。与此相比，在2008年央视广告投放中，当时财大气粗的蒙牛集团投放金额也不过1.81亿元。

    三元股份2007年报显示，去年公司销售费用为1.57亿元，其中广告宣传促销的直接支出仅为1902万元。不难看出，2009年三元集团有可能全国布局，大展拳脚。

    二线品牌蠢蠢欲动

    一次危机往往能够改变游戏的规则。

    三聚氰胺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三鹿并购，不仅震动了中国的乳制品行业，同时也成了催生未来乳业龙头的导火索。因为一些原来的区域性品牌，只要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一旦获得三鹿在全国市场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销售渠道，便可迅速推进全国性的扩张。

    据三鹿集团员工介绍，属于乳业二线品牌的黑龙江完达山乳业和浙江贝因美，都对三鹿的资产进行过考察。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四川奶奇乐乳业公司此前也发布公告称：决定参加收购三鹿乳业，具体事宜由公司副董事长濮健正在与三鹿集团联系接洽。

    论实力，上述二线品牌企业比蒙牛、伊利和光明逊色，但也许正是多年来屈居二线的长久压抑，使得二线品牌借此行业大乱之机，焕发重排座次的冲动。

    资料显示，2007年完达山乳制品销售额27.7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54％，排名中国乳业第五名；2007年飞鹤销售额21.34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19％，排名中国乳业第七名。去年6月，飞鹤已在河北廊坊投资2680万美元，建成8万平方米的配方奶粉生产线，主要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米粉、麦片。分析人士认为，三鹿现成的奶粉生产线，恐怕是飞鹤最想要得到的东西。飞鹤乳业在央视2009年广告招标中投下了1.6亿元重金。

    浙江杭州贝因美，2007年销售收入达到了30多亿元，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贝因美集团董事局主席谢宏对于竞购三鹿，也曾公开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声称“贝因美具备并购的资金实力”。

    记者手记

    不踏实的复工

    灰色的天空下，是一路浮尘。

    乘出租车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大约半小时后，记者来到了昔日三鹿旗下最大的一片领地——鹿泉铜冶乳业基地。如今，城头变换大王旗，昔日生产液态乳的三鹿君乐宝乳业，挂上了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的招牌。一墙之隔的鹿泉三鹿乳业有限公司，也变成了鹿泉红旗乳业有限公司。

    番号上虽已擦掉三鹿，但三鹿的阴影却不易抹去。任何一个陌生人进入红旗厂区，都会招致车间内工人们投来的怀疑目光。明天机器是否还会照常运转，生产出的奶粉是否仍然只能存入库中，下个月是否还能领到工资……太多的不确定在他们心中回荡。他们甚至不知道明天的老板将会变成谁。

    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因为牵涉地方利益，便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局。

    品牌价值为负，资不抵债，三鹿在国人的唾弃中，一夜之间从一家销售额上百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到濒临破产的边缘。按照市场经济的商业逻辑，遭遇厄运的企业，必先进行破产申请，然后对资产清算、拍卖以偿还债务。然而特殊的是，三鹿多年来稳坐河北省轻工业企业头把交椅，主营业务收入和上交利税十分可观。因此，政府坚持“三鹿绝不可能遭到破产拍卖”。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尚未有任何部门或者企业对三鹿在此次三聚氰胺事件中所造成损失的巨额赔偿作出具体、明确的承诺时，三鹿被卖的传闻却捷足先登了。与此同时，若干三鹿名下的工厂更换名称后已经开工了，但这样的开工并不让人踏实。

    从理论上说，损失惨重的经销商，成千上万的婴幼儿受害者，是三鹿的债权人。三鹿资产的转移、重组或者出售，最起码应该问问债权人的意见。

    河北省政府方面自然也有自己的苦衷，几万奶农的鲜奶收购就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工人的就业也是一个大问题，政府税收也不能受到损失……或许，地方政府考虑的种种问题，同样需要政府推动的买家才能给出答案。

    于是，曾经积极踊跃的娃哈哈、飞鹤沉默了。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变成了地方政府与各方的博弈。三鹿的结局成了迷局。

    三元“出京”的挑战

    访北京CBCT品牌营销机构董事长李志起

    《中国经营报》：假如三元最终成功收购三鹿，它将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志起：对于三元来说，收购三鹿以后，要认真考虑选择什么作为进军全国市场的主打产品。难点在于，三鹿的液态奶并不强，但是其奶粉在多个省份已经有了很深的根基，而三元是一个以经营液态奶为主的企业，如果延续三鹿的策略，重点放在奶粉上，对于没有运作奶粉经验的三元来说挑战又太大。此外，就算三元执意要在全国做大奶粉业务，如何建立“三元”奶粉品牌，消除三鹿品牌的负面影响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我认为，三元收购三鹿后，做液态奶风险最小。

    《中国经营报》：那么，三元收购三鹿主要看中了它的哪些地方？

    李志起：收购三鹿的意义在于奶源，以及三鹿现成的生产能力。三鹿的传统势力在河北、山东、河南以及陕西等几个北方省份，从地理上来说，这正好也是三元最容易覆盖的区域。三鹿在这些省份拥有培植多年的经销商，由于三鹿奶粉已经停止销售，暴露出了一个空档，即这些经销商缺少主打的代理产品，三元如果利用好这个机会，整合这些“无主”经销商网络，以“三元”为主打产品的经销商，将在一夜之间在上述北方省份强势登陆。

    三元收购三鹿，后者的渠道网络是想象力最为丰富的一块。三元在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北京主要做商场超市，三鹿的大部分渠道在中低端流通市场，三鹿的渠道对农村市场有不错的掌控，而农村市场是下一阶段的增长点，因此通过三鹿的经销商将渠道下沉，进军中低端市场，对于三元来说，是一块肥肉。如果三元通过这次收购，将三鹿的经销商整合好，后者可以帮助三元进军更广阔的农村市场，毕竟只靠大中城市的商场超市，销售数量有限。

    北京常住人口也就1600多万，而三鹿的经销商所面对的流通市场，仅河北、河南、山东和陕西就有3亿人口，整体市场规模是北京的20多倍，如果三元能够借这只船（三鹿的经销商）出海，增长空间难以想象。

    《中国经营报》：三元怎样整合三鹿的经销商？它的实力是否足够支撑这一庞大的网络？

    李志起：如果三元是整体收购三鹿，必须对经销商的损失有个好的交待，这并不是说一定需要巨额现金，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做到双方的共赢。首先，三元可以给予这些经销商市场代理的优先权，也就是三元并购三鹿后新产品的代理优先权。其次，三元通过经销政策的支持，获取经销商的信任和好感。例如，前期用产品为经销商铺底，延长经销商的付款周期，用账款来抵消三鹿奶粉的退赔款。最后，三元还可以和大的经销商合作，采用合资入股的方式成立合资公司，一方面抵消账款来缓解经销商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团结经销商。

    三元收购三鹿以及可能承担的债务责任，让三元全部用现金来支付，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不要说三元没有那么多现金，就是有也不可能给三鹿买单。三元只有在运作方式上制定灵活的方案，利用各种利益互换机制，出台令经销商、三鹿以及自身都满意的解决办法，才能达到较好效果。

    《中国经营报》：收购三鹿以后，对于三元来说，有哪些需要改变的地方？

    李志起：“说北京话”的三元品牌，怎么样变成“说普通话”的三元品牌，这是需要改变的地方。三元向来以“首都品质”来标榜自己，在北京已经被广大市民接受，但是收购三鹿以后，三元要走出北京，面临的问题是让全国的老百姓接受三元。这需要的是理念的转变。

    三元是一个保守型企业，收购三鹿以后，要进军全国市场，必须从保守型思路转变到进攻型思路，这种理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

    曙光闲话

    全息影像下的“三鹿事件”

    三鹿作为一个奶制品企业，终归会有自己的归宿，是破产还是被兼并？是谁决定三鹿的未来？这与普通老百姓关系并不大。一个三鹿倒下了，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解决了吗？由 “问题奶粉”而延伸到液态奶，由液态奶而至所有奶制品，由奶制品而至于蛋类，由国内而及国外，由三鹿事件引起的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将止于何处，现在还不好说，但将三鹿事件上升到理论高度却有着经典的意义。

    人们常说，“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如用理论的解释就是全息系统理论。这种从生物学演化而来的理论简单解释“就是每一个机体包括成体都是由若干全息胚组成的。任何一个全息胚都是机体的一个独立的功能和结构单位；或者说，机体的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部分，就是一个全息胚。全息胚犹如整体的缩影，全息胚不仅含有全身的遗传信息和生理信息，而且在病理条件下，全身或局部的病理信息，也相应地出现在全息胚或其对应点内”。如做足疗，看掌纹，都是一个观察或治疗“全息胚”的过程。以此推论，三鹿事件居然也有这种“全息”的性质。

    三鹿事件的核心问题就是“三聚氰胺”。为什么这个与食品本来毫无关联的化学品会出现在食品里，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社会经济层面。奶贩子往原奶中加三聚氰胺主要动因就是想让原奶“达标”。为什么原奶不达标呢？主要是奶牛的饲料质量不行。为什么饲料质量不行呢？因为这些年饲料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原奶收购价格的上涨速度。为什么原奶收购价格上涨比不过饲料价格上涨呢？是因为终端奶制品的价格上不去。为什么终端奶制品的价格上不去呢？是因为国人的消费能力还不够。为什么消费能力不足呢？这又与中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有关。

    所以，如果从整个社会分配的角度来解决三鹿事件，就要改变中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大多数消费者有钱了，就可以买价格更高一些的奶制品，奶制品价格高了，原奶的收购价就能提高，原奶的收购价提高了，超过饲料价格的涨幅，奶农们就可以给奶牛喂好的饲料，奶牛吃到好饲料了就会挤出符合标准的牛奶，原奶达标了，奶贩子也没必要再花钱去往原奶里兑三聚氰胺。这是社会经济学的解释。当然，从这个层面解决问题的链条艰苦而又漫长。

    二是企业层面。奶企为什么不能大规模提高原奶收购价格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太激烈。去年17家乳品企业在南京发表价格自律宣言，希望能制止住无休止的价格战、促销战。据说一段时间内奶制品价格稳定了，原奶收购价格也稳定了。可惜好景不长，今年上半年又故态重演。中国的几大乳品企业都在抢市场，没有市场份额就没有规模，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如果从提高市场集中度的方式解决三鹿事件，就要渡过离散型市场，进入到成熟市场，但中国奶业显然还没有渡过这个阶段，这是市场层面的理解。

    三是产业模式层面。发达国家的奶业发展模式是：乳品企业先要有奶源基地，有多大的奶源基地，再建多大的乳品企业，有自己的奶源基地自然安全在源头上就有了保障。如这次三元就相对好一些，但一出了自己的奶源基地，三元奶也有了三聚氰胺。而中国恰恰相反，先建乳品加工能力，有了加工能力再寻找奶源基地。这又和中国农村的情况有关。中国农村劳动力富余，致富渠道少，一旦大规模集中饲养，将有众多农民无法就业。现在多数乳品企业的“分散饲养，集中收购”模式为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能不能在现有的“分散饲养、集中收购”模式中，加上可靠的质量保障一环，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能不能从产业发展模式的层面解决问题当然又是一种理解。

    四是法律层面。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多少与一百年前的美国有些类似。当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揭露了食品行业的黑幕后，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便走上了法律解决之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5年 12月向国会提出：“我建议应该颁布这样一部法律，对州际贸易中标签不实的和掺假的食品、饮料和药品予以规制。这样一部法律将保护正当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将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福祉”。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以63票对4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不久，《肉制品检查法》也得以通过。在时任农业部化学局局长的威利的努力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开始筹建。目前，FDA是全球最大的食品与药物管理机构之一，在全美下设150余个辖区办公室、地区办公室和各种实验室，有雇员近万人，2008年的财政预算达21亿美元。而中国目前涉及农产品（000061行情,爱股,主力动向）、食品安全的法律疏漏不全。立法水平较低，由农业部、质检总局、卫生部、食品药品管理局等多个部门交叉管理，效率低且混乱。而且立法本意还有保护计划经济下的生产企业的影子。去年三聚氰胺就出现在出口美国的猫粮狗粮中，酿成国际事件，但国内管理部门对此毫无反应。这种现状与当前人民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很不适应。从立法及法制化管理的层面解决三鹿事件中暴露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当然是最根本的方法。

    因此，三聚氰胺超出了个别食品中毒事件，超出了个别企业事件，超出了行业界限，它反映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全息影像。仅仅在食品检测中加上一条对三聚氰胺含量最大值的检测指标，并不能保证不再出现“四聚氰胺、五聚氰胺”，也不能保证不再出现“四鹿事件、五鹿事件”。人们需要的是“从农田到餐桌”全面的食品安全保证。